我来为你将这篇文章进行改写，同时保持原文的核心意义和结构，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。以下是改写后的版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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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棠棣，一名热爱历史的普通人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河，畅谈古今的风云变化。君子一生，最大的追求无非是读书求学，结交朋友。
明朝走到了崇祯年间，整个朝廷面临着内外的重重危机，国家即将崩溃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崇祯帝虽然极力挽救局面，试图改变国家的命运，但朝廷内外的一些忠臣心怀报国之志，甚至为此不惜付出生命。然而，命运对他们并不宽容，他们终究未能成功，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。杨鹤与杨嗣昌父子便是其中的代表。
杨鹤，字修龄，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考中进士，起初担任了知县，后升为御史。由于直言敢谏，言辞过于犀利，得罪了权臣，最终因健康原因辞去官职，告别朝廷。
展开剩余85%天启初年，杨鹤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但他不愿同流合污，魏忠贤借口“保护熊廷弼”将其罢官。直至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崇祯帝剿除魏忠贤的“阉党”，恢复了杨鹤的官职，重用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
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，杨鹤献上了一个治国的建议：“图治之要，在于培养元气——小民元气、封疆元气、士大夫元气。”这一策略看似非常明理，但却招致了许多朝中权臣的不满，他们忌惮杨鹤的直率和不拘一格，开始策划将他排挤出中央。于是，杨鹤被派往陕西担任三边总督。
然而，将一位负责监察大权的高官调去负责平定“流寇”，显然不符合他的专长。杨鹤自觉无法承担平乱重任，于是请求皇帝推辞。然而，崇祯皇帝考虑到无人接任这一重要任务，坚持让他赴任。
不久，杨鹤来到陕西，却正遇到崇祯二年“己巳之变”——清军越过长城，逼近京城，陕西的驻军被调去保卫北京，杨鹤几乎没有兵力可用，成为一个空有名号的总督。
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，杨鹤只能采取“主抚不主剿”的策略。他虽然力图招抚流寇，但效果甚微。杨鹤的“招抚”遭遇失败，终于引来了审判。杨嗣昌为父亲辩护，称在外敌侵扰、兵力不足的情况下，父亲已经尽力而为：“五大帅全部奉命出征，陕西精锐已被调去保卫北京，流寇横行，父亲带领三百人去与数万造反军作战，不得已而以招抚为主。”
事实上，朝廷在此时也有意采取招抚策略。崇祯帝虽然动摇，但他仍倾向于“抚”，认为“民穷为盗”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员未能尽力安抚百姓。因此，杨鹤的“招抚”政策在理论上并未受到完全否定。但当舆论压力加大，朝廷内外却纷纷责难杨鹤。吴甡曾是杨鹤的支持者，最终反过头来猛烈批评他“主抚误国”。
最终，崇祯帝对杨鹤下达了严厉的圣旨，宣布革职，并派锦衣卫将其押回京城审问。杨鹤被革职的决定显得过于草率，因为杨鹤的战略方针与皇帝的治国思路并无太大出入。杨鹤虽然在动荡中失去了职位，但他并未因此丧失忠诚。在被发配江西袁州后，杨鹤于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病死于袁州，年仅五十岁。
当杨鹤的死讯传到北京时，杨嗣昌痛不欲生，甚至晕厥过去。稍微恢复后，他恳求皇帝恢复父亲的官职，表示若不恢复，自己将永无宁日。崇祯帝最终决定恢复杨鹤的原官，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杨鹤处置的不公，也意味着崇祯帝希望借此鼓励杨嗣昌继续效力。
杨嗣昌继承父业，担任了兵部尚书，继续为国家尽心尽力。然而，时局依然动荡，内忧外患交织。明朝的兵部尚书几乎无一人能胜任重任，直到洪承畴、卢象升都被调往中原战场，对抗流寇时，满洲铁骑越过长城，逼近北京，整个局势进入了更加危急的阶段。
在这时，崇祯帝因急需一位能够应对危机的军事人才，决定破例将杨嗣昌从家中召回，任命他为兵部尚书。杨嗣昌此时正在丧服期，面对皇帝的召命，几经辞让，最终于崇祯十年三月返回京城。
杨嗣昌不仅有卓越的才华，还熟知古今史实，文采斐然，言辞犀利，与其他官员不同，充满自信。在崇祯帝面前，他毫无拘束地提出三项治国方针：首先，要“安内”才能“攘外”；其次，必须保证民众的基本需求才能足够为兵；最后，要优先保障民众安全，才能有效平定叛乱。
他重申了“欲攘外者必先安内”的理念，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固内政，否则即使面对外部威胁，也无法有效应对。他的这一论述深刻反映了晚明的政治危机，并获得了崇祯帝的认可。
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杨嗣昌面临着巨大困难。为了“安内”，他加派了军饷和兵力，但这一决定也遭到了不少批评。许多人认为加征军饷使得百姓更加困苦，指责杨嗣昌为民众增添了痛苦。然而，作为一项应急措施，杨嗣昌的“剿饷”也不得不在当时的困境中被接受。
他提出的“十面张网”计划，明确了四正六隅的防守方针，在之后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成果。流寇的部分部队被成功招抚，其他一些叛军也遭到围剿，李自成的势力几乎被摧毁。然而，崇祯帝在内外压力下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，导致安内的大好时机被错失。
当满洲铁骑再次南下时，杨嗣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防守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兵力和战略支持，他的努力未能产生预期效果。最后，杨嗣昌的健康状况恶化，他在绝望中死于沙市，享年五十四岁。
崇祯帝在杨嗣昌去世后，下达圣旨，表达了对他忠诚和辛勤工作的认可，称他为“督师阁臣”。尽管杨嗣昌未能完成大计，但他为了国家殚精竭虑，最终为国捐躯。朝廷内部却有不同的声音，批评他为失败的领袖，认为他未能解决内忧外患。
然而，不管舆论如何，杨鹤与杨嗣昌父子在明朝历史上都以忠诚和勇敢的形象永存，他们为国家尽心尽力，最终献出了生命。在那样动荡的时代，他们的忠诚与牺牲，值得我们后人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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